在11月21日进行的英格兰队对阵伊朗队的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系列政治宣示仪式，包括伊朗队不唱国歌、英格兰队单膝下跪、伊朗球迷举起政治性口号、记者佩戴彩虹袖标等，这些都是一系列伊朗面对的问题的缩影。

伊朗的政治体制其实源于对巴列维王朝的反对，而巴列维王朝被推翻的关键还是在于巴列维王朝无法消化“白色革命”带来的现代化后果，包括快速扩大的城市化、贫富差距、美国的压力等等。最终，霍梅尼以坚定地意志战胜了意志薄弱的国王，又以充分的权术击败了民族主义派和左翼游击队，形成了的结构其实是以乡村为基本盘、以政教合一而又功能分离的两套政治体制完成了教士“监护”下的政治运转。

问题就是，伊朗的伊斯兰体制还是没有解决巴列维时代就留下的城市问题，城市里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年轻群体并没有被有效地融入这一体系当中。在美国持续的制裁下，伊朗缺乏工业和能源出口渠道，经济状态一直不乐观，而不乐观的经济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年轻人承受压力，让他们对于政权愈发不满。

新冠疫情以来，伊朗经济也被严重拖累，美国的持续强硬和欧洲的相对衰弱则进一步恶化了伊朗获得投资的可能性。而俄乌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暴涨伊朗也因为受到制裁而获益不够，这些都是问题。

这样的问题也会继续导致国内压力增加，并且诱发更多的问题。比如此次骚乱因为“女性戴头巾”而起，但坦率地说女性是否戴头巾并不是关键，真正关键的还是教士集团无法有效吸纳城市青年，并无法有效提高国内居民收入的问题。而至于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对伊朗警察的武装袭击，很显然也是美国之前埋设的暗线在发挥作用。

所以，目前在伊朗国内的骚乱很显然得到了大量年轻人特别是城市年轻人的拥戴，当然还没有真的到伤筋动骨的地步，不过如此公开地在外国进行反对自己的示威，可见伊朗内部的撕裂。当然，伊朗人也只敢在国外这样，目前教士集团控制力还是比较强的，只是如果无法有效吸纳年轻人，那么伊朗内部的分离倾向依然不可小觑。